去年，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召开后，我们曾和郑永年教授进行过一次对话。他当时提到，在改革开放时期，中国强调的是抓住机遇，这意味着这个机遇是外部环境赋予我们的，现在，中国其实已经可以自己创造机遇了。
今年，很多人都知道了张雪机车的故事，这其实正是一个创造机遇的故事。这个故事之所以激励人心，在于它不仅是个体通过极强的毅力和勇气改变人生、创造奇迹的故事，还映照出一个在面对世界的不确定性时努力修炼内功、开创更多可能性的中国。
这半年来，郑永年教授密切关注国际局势、中美科技创新、人工智能、教育改革等问题，并出版了他的新书《变局与定力》。在书中，他写道：“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，只要我们避免被美国牵着鼻子走，只要我们的理性战胜我们的情绪，我们就会显示出无穷的韧性。”
这次，我们和郑永年教授从张雪机车的故事聊起，谈谈中国在世界大变局中如何寻找和把握这份珍贵的发展理性。
郑永年 香港中文大学（深圳）公共政策学院院长、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
在那些受制于西方的关键领域需要鼓励“张雪精神”记者：3月底，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（WSBK）葡萄牙站，中国摩托车制造商“张雪机车”以两连冠的出色表现，打破了欧美及日本品牌长期以来的垄断地位，引发广泛关注和热议。5月17日，在捷克站WorldSSP组别第二回合正赛中，“张雪机车”旗下的法国车手瓦伦丁·德比斯再度夺冠，继葡萄牙站后本赛季第二次实现单站两回合全胜。这也是该车手与“张雪机车”的赛季第五冠。这样的成功是如何从看似偶然走向必然的？
郑永年：张雪的故事之所以引起广泛关注，我认为可以从几个层面来分析。首先是个人层面，也是大家关注比较多的，他出身于一个普通甚至困难的家庭，却最终成长为一名英雄式的人物。其次是中小企业如何获得成功。最后，这个故事也折射出我国制造业的整体水平。这三个层面密切相关，缺一不可。
关于个人层面，已有较多讨论，就不多说了。
其次是中小企业层面，回顾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历程，成功的案例以民营企业为主，而这些企业大多起步于中小企业。例如，华为、腾讯曾经也都是中小企业。即便是如今在制造业及其他领域占据领先地位的大型企业，也无一例外都经历过中小企业的阶段。近期备受关注的“杭州六小龙”，仍属于中小企业。尤其是从制造业领域看，张雪的故事可以说是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成功范例。
关于制造业的升级问题，张雪机车也展现出重要的指标性意义。以传统汽车产业为例，我国在传统燃油车领域一直未能实现对西方的超越。而在新能源汽车领域，我们则实现了“换道超车”，成功超越了西方。张雪的这一路径非常有意思，但相关的讨论还不够充分。许多人认为，在那些迄今为止由西方主导的传统制造业领域，中国同样具备超越的可能。以汽车工业为例，我们已经看到了实质性进展。
张雪的成功并非仅凭个人努力，也离不开我国整体制造业水平的不断提升。他的成就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，通过技术集成实现的。这并不仅仅是一个贫困家庭的孩子逆袭成功的故事，而是涵盖更广泛的意义，具有重要的示范效应。在那些仍然受制于西方的关键领域，无论是国有企业，还是大型民营企业，如果我们能够倡导并践行“张雪精神”，具备张雪所展现的这种探索精神，同样有望迎头赶上，实现自主突破。
让更多“张雪”出得来前提是要有良好的营商环境
“张雪机车”车队法国车手正在参加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。（新华社发）
记者：您提到的“张雪精神”，能不能说，其实本质上就是一种企业家精神。如何把这种精神的能量充分释放出来，进一步激活民营企业的活力？
郑永年：释放民营企业的活力，本质上就是释放社会活力。我们国家有“有为政府”和“有效市场”，但我认为还应加上一个“有活力的社会”。
政府过于“有为”，可能会把经济管得过死。资本如果过度追求效率，把我们社会的“韭菜”割得光光的，也会带来麻烦。在这个意义上说，社会活力，恰恰至关重要。
从张雪的案例中可以看到，仅凭个人的精神，如果没有良好的营商环境，没有来自浙江等地资本的扶持，他也难以取得如今的成就。在美国，无论是黄仁勋、马斯克，还是早期的比尔·盖茨、如今的奥特曼，都代表着一种企业家精神。将企业家精神释放出来，并转化到物质层面，前提条件是具备一个良好的营商环境。
中国不缺企业家。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，我们培育出了任正非、王传福、马化腾等一大批优秀企业家。当前的问题在于，如何让企业家越来越多涌现？
我们必须承认，如今的民营企业尤其是一些中小企业的发展，确实遇到一些瓶颈。
从中央政策层面来看，“两个毫不动摇”的方针明确，民营经济促进法正在推进施行中，中央与民营企业家的座谈会从未中断。然而，为什么民营企业现在的发展遇到了瓶颈？这就需要我们回归营商环境来看。
实事求是地讲，美国不存在这样的问题，因为美国没有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的介入。而在中国，我们必须处理好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、国有资本与民间资本之间的关系。如果我们回避这一对现实存在的矛盾，就会犯错误。要直面这个问题，承认国有企业、民营企业都很重要，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。
从当前的情况来看，大型企业，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，都吸收消化了过多的资本。资金总量是有限的，如果金融资源和服务大量流向大型企业，中小企业自然难以获得足够的支持；同样，如果大部分资本倾向于国有企业，民营企业的发展空间也会受到挤压。处理好这个问题，关键在于构建一个良好的营商环境。
什么是“有活力的社会”？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“放得活、管得好”。
但当前一些地方政府的做法是，宁愿不放、不松，理由是，如果不放开，可以把社会管理得比较平稳；一旦放开，可能就会出乱子。问题在于，在不放开的前提下实现的管理，往往是“管死”了，而不是“管活”。前提必须是“放得活”，才能真正“管得好”。
目前来看，国家宏观层面的开放方向没有问题，正朝着高水平的对外开放稳步推进。但在微观层面，仍然存在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，还有很多空间需要释放。
一旦某个行业成为热点就容易“一哄而上、一哄而散”记者：传统的摩托车制造业曾在资本眼中被视作“冷门赛道”，但张雪机车却成功了。您说还有很多空间需要释放，从张雪机车的故事看，这指的是什么？能否说得具体一些？
郑永年：一方面，正如我们刚才讨论的，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、国有资本与民间资本之间的关系是关键。如果国有资本吸收了大量的金融资源，那么民间资本能够获得的资源自然就会减少。
另一方面，民营企业自身也存在问题，民间资本也并非没有问题。此外，地方政府的因素也不可忽视。无论是芯片领域还是大模型领域，目前普遍存在的一个现象是：一些地方政府和民营资本往往“一哄而上、一哄而散”，没有按照经济规律办事，更多是凭主观意愿。
这导致了我们的投入显得分散。目前中美两国的人工智能大模型基本上都是由民间资本主导。美国的资本力量非常雄厚，但它的大模型数量没有几个。中国的资本规模虽然不如美国，却早已出现“百模大战”——本身资本就有限，却还要分散使用。
新能源车领域也存在类似情况。美国基本上是特斯拉一家独大，而中国的新能源车品牌数量众多，客观上也同样呈现出分散化的特点。
我们长期受到西方经济学的影响，尤其是新自由主义思想，认为政府不应干预民营资本，任其自由竞争，政府只需发放牌照即可。但实际上，如果你观察西方的各个领域，它们的竞争者数量是有限的。而在中国，竞争者的数量几乎是无限的——当然，这也与我国人口众多有一定关系。
无论是平台经济、新能源车，还是其他各个领域，几乎每一个民营企业的背后都有地方政府的关联。对地方政府来说，民营企业被当作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抓手。因此，一旦某个行业成为热点，比如新能源车，许多地方都纷纷上马自己的项目。
这背后既有思想观念上的原因，也有民营企业自身的问题，还有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没有处理好的因素。我想这是多方面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，而非单一因素决定的。
内卷本质上是对存量经济的竞争，做大增量经济就不会太内卷
记者：张雪机车的成功，是全国统一大市场下跨区域协作的范例，降低了“内卷式”竞争带来的风险。为什么我们既痛恨内卷，又很难消除内卷？
郑永年：内卷确实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现象。我觉得，竞争是不可避免的，没有竞争就没有进步，这一点在任何领域都成立。垄断肯定不会带来进步。关键在于我们面对的是什么样的竞争。
我们所说的内卷，实际上是一种以价格战为表现的恶性竞争。马克思当年批评西方为什么要把牛奶倒掉，道理是一样的。如果价格过低，牛奶免费供应或严重过剩，价格持续下跌，最终会摧毁整个牛奶产业。这个逻辑很清楚——没有人能长期做赔本生意。临时性的一两天、一两个月的亏损或许还可以承受，但永远亏损是违背经济规律的。因此，我认为内卷的本质就是低价逐底的恶性竞争。并非所有竞争都是内卷，很多人把这两者混淆了。良性的竞争应当被鼓励，而恶性的竞争则不可取。
西方国家也有过类似的恶性竞争，但他们通过各类产业组织来加以规范，明确规定不允许“逐底竞争”。而我国目前还缺乏这样的产业组织，国家有必要进行干预。前段时间国家层面也在考虑制定相关法律，禁止逐底竞争。这是第一个方面：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必须处理好。好的市场一定是有政府干预的市场，而不是完全无政府的状态。我们常说要建设法治化的市场经济，市场经济即法治经济。但法治本身不是市场决定的，法治是由政府来提供的，这一点必须认识到。
第二个方面，我认为内卷本质上是对存量经济的竞争。如果没有增量，光是对存量经济展开竞争，内卷必然会越来越严重。如果能增加增量经济，那就不会太内卷。以低空经济为例。实际上，一些地方对低空经济还没搞清楚，应用场景还不明确，市场规模也不大，还没发展起来，但实际上这个赛道已经非常拥挤。就像体育比赛，如果只有一个赛道，自然“人挤人”；高速公路如果只有一个或两个车道，也会非常拥堵，但如果扩展到五六个车道，通行就顺畅多了。经济领域也是同理。如果我们能够拓展更多的增量经济领域，企业就不必在现有的存量经济中过度争抢。
从这个角度来说，我认为从技术发展的角度看，我国有很多增量经济可以挖掘。之所以没有充分发挥出来，可能是因为监管过度，或者由于各种原因导致技术无法落地。这就体现出适度监管的重要性。如果监管过度，导致发展不足，大家只能在存量上争夺，那就是内卷。
记者：哪些经济属于增量经济？
郑永年：比如我们这些年提倡的游艇经济。无论是内河还是外海，我国发展游艇经济的潜力都非常巨大，这是一个庞大的产业，但至今未能充分发挥出来。
再比如游戏产业。尽管对游戏的监管确实很重要，但游戏产业对芯片产业的发展具有重要带动作用。
还有生物制药、创新药等领域。有多少亿元的创新药被华尔街或其他国家买走？这实在太可惜了。
人工智能也是如此。企业家也好，人才也好，都是用脚投票的，哪里适合发展，他们就流向哪里。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经济活动。
按照传统的人才标准“张雪”会被排除在外记者：为什么张雪机车在关键技术上的突破，不是发生在大学，不是由博导完成，而是在一家企业实现的？
郑永年：这涉及我们的人才观念问题。目前，我们基本上把学术人才当作唯一的人才标准。当然，基础科研非常重要，学术人才的确很重要。但如果把学术人才视为唯一的人才，那就有问题了。那些能够把这些基础研究成果转化为应用技术的实践型人才，其实同样重要。
举一个简单的例子。华为的任正非先生带领团队做出来的5G，今天我们每个人都在手机上使用。但5G最早其实只是一篇学术论文。作为思想的5G，属于基础科研，这当然非常重要。但如果没有像任正非这样的人把5G转化为应用技术，那么5G就始终停留在纸面上，无法转化为经济活动。因此，工业人才至关重要。再比如创新药领域，很多成果也是由工业人才完成转化的。
但也需要说明的是，从世界范围来看，大多数国家的基础研究是放在大学里的，这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。
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，大厂也从事基础科研，最具代表性的是贝尔实验室。后来，到了六七十年代，由于美国政治倾向于左翼政策，加上反垄断法的实施，大厂中的基础研究部分被转移到了大学。由此形成了一种格局：大学主要从事基础研究，企业负责应用技术的转化。这种分工并非自然形成的，而是反垄断法推动的结果。
然而，当前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。如今，大学和大厂都在同时从事基础研究。例如，谷歌已经培养出了好几位诺贝尔奖级别的基础研究人才。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，越来越多的基础研究正在向大厂转移。连斯坦福大学的李飞飞教授都在抱怨，像斯坦福这样顶尖的大学，如今都难以找到人工智能方面的人才。
这并不仅仅是钱的问题，虽然钱确实是一个因素。更根本的原因在于，大厂的基础科研与大学里的基础科研有不同的路径。大学里的基础研究，像爱因斯坦所做的工作，往往源于科学家个人的兴趣。这类基础研究非常重要，有可能转化为应用技术，也有可能永远不会转化。而大厂的基础科研，通常是带着问题去往前推动基础研究，因此更有可能转化为应用技术。
从人类历史来看，自诺贝尔奖设立以来，大量获奖的基础研究成果可能并未转化为实际应用技术。但不能因此就说这些基础研究不重要。有些基础研究贡献的是方法论，有些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，并不一定直接指向应用技术。而大厂所做的基础科研，大概率能转化为经济活动和应用技术。这是两种不同的路径。
不少诺贝尔奖产生于思想市场。但应用技术不一样。应用技术是可以有计划地推进的，我国很多国家工程都属于应用技术范畴。张雪所做的也是应用技术。你说张雪机车当中有哪一项是原创性思想？并没有。他是把不同的技术加以组合、融合、整合，提高了效率，做出了这样一个产品。所以，我们还是要充分认识到这种情况的差异。这何尝不是一种社会活力的体现？
如果考核制度不改革那么教授也只能“屁股指挥脑袋”记者：如果张雪这样的工业人才越来越多，会不会给现在的大学教育机制造成某些外在性的焦虑？
郑永年：我认为大学不应当有焦虑，而是需要改革。大学形成现在的局面，也并非自然而然的结果，而是以前改革的产物。
比如我们现在的考核制度，主要看论文发表，尤其是国际期刊的论文。如今，年轻学者不仅要争“帽子”，还要争顶刊发表。没有顶刊发表，仿佛就不配为学者。我国早已成为论文大国，但成果转化率并不高。马斯克认为90%的论文都是垃圾，当然这话也过度了，并不是说发表一篇论文就一定要获诺贝尔奖，科研本身是一个试错的过程。
问题在于，如果只盯着论文发表，就会偏离科研的本意。我一直认为，搞科研和写论文是两回事。真正的科研，要么像爱因斯坦那样源于强烈的个人兴趣驱动，要么像大厂那样以问题为导向，把基础原理搞清楚。而我们现在的很多科研，目的就是为了发表、为了论文。
“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”，很多人理解得很机械，仿佛就是不要英文发表了，改为中文发表。其实并不是这个意思，而是大学需要更多地转向以实际问题为导向的研究。
实际上，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，具体的问题越来越多。这些年我们为什么要反对脱钩断链、抵制“卡脖子”？这本身说明我们面临很多现实问题。如果我们能带着这些问题导向去做研究，不是更好吗？因此，必须反思我们的考核制度。如果考核制度不改革，那么每个教授也只能“屁股指挥脑袋”，跟着指挥棒走。
全球化和国际市场的存在是有条件的要发展与安全“两条腿走路”记者：当前全球局势充满不确定性，张雪机车的突破性成就，可以说是观察中国经济韧性的一个切片。在世界大变局中，中国如何把握好发展的理性，让更多“张雪故事”出现？
郑永年：我们在20世纪80年代深受西方自由主义影响，认为很多领域，包括粮食、大飞机等，都可以从国际市场上采购，自己不必生产。小国家、小经济体可以这样做，但像中国这样的大经济体绝对不行。中央层面在这方面的决策非常正确。以新能源汽车为例，过去有人认为世界能源并不短缺，何必发展新能源？尤其是美国内部也有这种声音。事实证明，我们的方向是正确的。包括现在我们提高传统能源和煤炭使用效率，也是做对了、做好了。到今天，中国拥有联合国工业统计门类中最齐全的产业体系，这是对的。一个14亿多人口的大国，如果完全依赖所谓的国际市场，就会犯大错误。全球化和国际市场的存在是有条件的，现在地缘政治冲突、战争频发，国际市场随时可能中断。我们从抗日战争以来的历史中汲取了深刻教训，不会重蹈覆辙。因此，我们一直强调发展与安全要“两条腿走路”，协同推进。
我觉得当今人类的可悲之处在于，我们什么都量化，大家只比较数字。数字当然能说明一些问题，但不能说明一切。1820年，我们还是世界上GDP最高的国家，后来被英国打败，而英国的GDP占比其实并不高。同样，现在美国的人均GDP和总量仍高于我们，但在某些方面的生活质量，比如安全、普通百姓的生活，我们并不比美国差。数量的比较，好似企业家之间比谁赚的钱多，这种思维忽视了人类社会的本质：人的许多方面是无法量化的。
这就需要我们改变思维方式。如果不改变，焦虑只会越来越严重。国家当然会考虑经济问题，今年全国两会将经济增长目标定在4.5%—5%之间。经济基数已经很大了，不需要那么快的增长速度。人类作为一个整体，不仅追求物质方面，更追求精神方面。我们早已从数量型增长转向质量型增长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但不少人的观念还停留在数量型增长上。实际上，我们要追求质量型增长，实现更协调、更统筹的发展。
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常少华按年配资平台官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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